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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通:新版历史教科书中的袁世凯祭天照片辨伪

时间:2018-01-12 11:41 分类:历史人文 作者:记录片天堂(www.jiluniwo.cn)

其一,为体现民国总统至尊的权威,内务部在祭服上煞费周折。在内务部编订礼制会成立之前,先是由朱纶等人初步制定祭祀冠服,印制了《暂行祭祀冠服制图》呈给袁氏,待编订礼制会成立后再斟酌确定。其中规定祭冠、祭衣和祭裳均分为五等,自大总统至平民,分别对应。袁氏对此不够满意,因为他们没有体会到袁氏梦想的至尊威严。

12月21日,袁世凯特发布了祭天告令。紧接着,京师警察厅就祭天时所应遵守的交通规则发布了通告。第二天下午两点,各部参与官员齐集天坛,按照礼节单举行祭天演习。是夜,前门外一带夜市均须停止,夜戏亦行停演。卫兵警吏严密周巡。正阳门前,工人赶铺黄土,十分忙碌。

12月23日早晨,正阳门至天安门的南北大路暂断交通,行人均由正阳门左右两门进出,防卫至为严密。“在规定的警戒线内,警察挨户通知不许民户留宿亲友,每户须具十字连环切结。正阳门和天桥两旁的浮摊都被警察赶走。”天坛周围站有几千名荷枪实弹的兵士,有些房顶上布置了嘹望哨,天桥下也布置了守望哨。

尽管朱启钤为袁氏祭天找出了一个合乎历史传统与现实境况的理由,但却难以消解祭天典礼与复辟帝制关联的嫌疑。因此,“袁家班”不敢贸然包办这一典礼,他们需要代表民意的“劝进”。1913年,约法会议秘书王式通和曾任南京卫戍总督的徐绍桢分别向国务院提出了《请定祀典说帖》和《请将天坛改为礼拜堂配以孔子呈文》。国务院随即发布训令,称祀天配孔的关系重大,应征集国民多数意见,并交发了王氏的说帖与徐氏的呈文。

例如祭冠,大总统祭冠和一至四等祭冠,前方都装饰有圆形的嘉禾“冠章”, 大总统冠章为十二嘉禾,士庶祭冠只缀矩形玉片一块,而且大总统祭冠上的嘉禾冠章与其他级别的大小及位置不同。

李学通:新版历史教科书中的袁世凯祭天照片辨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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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这才是1914年12月23日袁大总统祭天当日的真实历史影像!(图2和图3)图中位于左二的白须之人方是袁世凯的真身。

其二,革命志士的批判与讨伐。尽管有人为袁氏祭天典礼的帝制嫌疑一再开脱,但革命党人还是将此视为复辟帝制的前奏。章太炎于1913年8月11日到了北京,因大诟袁氏包藏祸心而遭其软禁。12月,章太炎严词批驳了孔教会“点窜《尧典》《舜典》以为美,涂改《清庙》《生民》以为文,至于冕旒郊天,龙衮备物,民国所必不当行者,亦可借名圣教,悍然言之。”显然,章氏对孔教会鼓动袁世凯祭天之事十分不满,甚至认为袁世凯祭天之举与“帝制萌芽”密切相关。

其三,礼制馆对祭天的祭品、祝文与乐章做了精心准备。《祀天通礼》所规定的祭品与清代祀天祭品基本一致。礼制馆制定的祭天祝文日:“中华民国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大总统袁世凯代表国民敢昭告于上天日:惟天降鉴,集命于民,精爽式凭,视听不远。时维冬至,六气滋生,式遵彝典,慎修礼物。敬以玉帛牺齐,粢盛庶品,备兹 燎,祗荐洁诚。尚飨。”这一祝文与清廷祭天的祝文在文辞章法上颇为相似,二者最大的差别在于国号与官称。在祭礼乐章上,礼制馆照应共和政体之“和”,特为袁世凯祭天制定了以“和”为名的新乐章。新制乐章与清代以“平”为名的祭天乐章相比,形式完全一样,只是内容略有变化。乐谱系黄钟正均,黄钟起调。所用乐器与清代基本相同。

1914年12月初,修整天坛内外设施的筹备工程开始启动。各要点如下:(1)坛内大道要路,满用黄土垫平,并安设汽灯、电灯;(2)选择保安警备队满驻坛内;(3)坛墙及祈年殿、圜丘等处略加修饰;(4)殿堂等处匾额缮有满文者,一律更换易新。另外,袁氏祭天典礼使用汽车灯、电灯,并将“南北二根灯杆伐掉,石台拆毁,只留下中间一根”。当时在华的德国传教士卫礼贤记载称:“为给称帝作准备,袁世凯在北京天坛按照皇家礼节敬献了牺牲。”值得注意的是,卫礼贤认为袁氏祭天是为其“称帝作准备”。

诚然,袁氏的祭天典礼也是“袁家班”的祭天典礼,而“袁家班”正是清朝“人治”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其多为官僚、学究与方士。民国初年,这三种人图谋恢复旧体制实是意料中事。陈独秀曾提到当时蔡元培认为袁氏的祭天典礼就是学究们“顽旧”而不识天变道销的典型表现。他们与当国者合谋,试图将自己变成民国的新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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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总统祭天的祭所与祭期十分关键。礼制会建议袁世凯祭天的地点选择在天坛,他们宣称其理由有二:一是再筑新坛,“势非国库所给”;二是使用现存圜丘,“庶几费轻而易举,且深合于古制也”。“势非国库所给”倒也并非纯粹的托词,但“深合于古制”才是关键之所在。天坛是明清诸帝举行祭天大典的地方,经过600余年的发展,它已成为最能体现天子“为天牧民”之神权的古典建筑。礼制会根据《祭天案审查报告书》大纲的规定,将祭天日期定在每年的冬至节。

附:

袁氏祭天典礼与其复辟帝制的行为尽管在时间上距离很近,但并不在同一个因果逻辑的链条上。时人在袁氏称帝之前认为祭天典礼是“帝制之先声”的看法,只是一种貌似合理的猜测;在袁氏称帝之后再认为此前的这些猜测都已“坐实”,不过是“倒放电影”的错觉,这不仅在逻辑上得不到印证,而且也不符合袁氏的政治风格与当时的政治环境。

上午6时,袁氏乘装甲汽车出总统府,在南坛门外换乘礼舆(双套马的朱金轿车,四角垂以缨络)到昭亨门外换乘竹椅显轿到坛前。沿途官厅、商铺皆高挂国旗。军警卫护森严,不许来往民众停留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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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章纹,是中国古代的吉祥图案。十二章纹分别是日﹑月﹑星﹑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各有美好寓意。自东汉以来,章纹常用于服装之上,作为封建等级的标志。唐武德四年,诏令天下,宣布只有皇帝可用十二章,即使是皇太子也只可用九章。宋、明、清历代都有相关规定,绝对只有皇帝的龙袍朝服才可有十二章纹,违制僭越者是要杀头的。且不说袁世凯以后复辟帝制的事实,即使从他1914年冬至祭天的服制上,我们也可以说真的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历代相关规定,只有皇帝可用十二章纹

袁世凯对此表示满意,称:“祀天典礼綦重,所呈各节,准今酌古,考订周详,应即准予照办,交政事堂礼制馆通行,遵照说明书并发。”

理清上述问题的关键是袁世凯何时开始酝酿复辟帝制。数十年来,这一问题人人言殊。章太炎后来回忆所言的1914年“袁氏帝制萌芽已二岁”的说法恐系其推论,似无确凿证据。刘成禺后来回忆说:“民国三年五月一日公布新约法,特任徐世昌为国务卿,设政事堂,六月设参议院,即为预备帝制张本。”在他看来,袁世凯在1914年5月1日开始将复辟帝制付诸实践。依照刘成禺的看法,1914年12月的祭天典礼就可以看成是复辟帝制的先声。不过,这种看法仍不免有事后推测的意味,因为整个1914年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很不明朗,袁氏还不敢公然“帝制自为”,他“既想着,又怕着”,犹豫不决。

有史料记载,袁世凯祭天之时,“外交部找来专门负责照相的外国摄影师,因为事先没有和负责警卫的总司令接洽,被卫兵挡在坛门外,只拍了几张袁氏回府的照片”。从现存照片的情况看,这一记述并不十分准确。从袁世凯抵达天坛、登坛祭祀,到行礼后步下圜丘,Zumbrun都有影像记录,虽然都是在坛下所摄或从后面跟拍,但肯定没有被挡在坛门之外。按常理推测,袁世凯行礼之时,他也不可能登坛从上向下俯拍。图1的俯拍照片,应是在袁世凯离开后,其他官员行礼时所摄。从袁世凯行礼后步下圜丘中可以看到,圜丘下还站着不少陪祭者,且有“陪祀简任官拜位”“陪祀荐任官拜位”和“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等标志牌,而图1中,坛下陪祭者已不见踪影,也进一步佐证了这一点。

民国一代,以大总统之身行天坛祭天典礼者,仅袁世凯一人而已。这一“旷世盛典”也仅在1914年举行过一次即告终结。迄今为止,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国家祭天典礼。

袁氏祭天大典的举行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申报》评论说:“诚使以举国所以筹备祀天之经费,尽移之以赈济江皖、山东之灾民。……吾民之受实惠当万万倍于虚文靡节之典重辉煌。即天心之默感当息息相通,亦万不至以崇祀之迟早一二岁,而或有不虞之表示。”这则评论严厉抨击了袁氏滥用国币、妄行古礼、丝毫不关心民生疾苦的政治行为,也根本不考虑“民主”成为新“天道”的时代意义。

这两幅照片并非是同一时段不同角度的拍摄,仔细读图,我们可以发现图1与图2这两幅历史照片上的袁世凯,至少有两个差别:

1914年7月2日,袁氏设置了礼制馆,延聘通儒,分类编辑祭祀冠服,馆长由徐世昌担任。朱启钤特别强调特别冠服“仍以合乎古而不戾于今为当”。礼制馆贯彻了朱启钤的要求,制定出一套体现独尊意图的祭祀冠服。根据礼制馆颁布的《祭祀冠服制》和《祭祀冠服图》规定,祭天所用冠称为“祭冠”,所用服称为“祭服”,“均为临祭而设,惟求适宜相称,文采章施,厘然有序,用昭敬恪”。礼制馆在会各员经过一再讨论,确定了新制爵弁的式样:在传统样式上略加改动,减少了笄与缥,增加了组缨。祭服采用了“上玄下”,似乎“最于民国国体为宜”。这套祭祀冠服与朱纶所制定的冠服相比更突出了总统的独尊地位,但却少了民主共和的色彩。

来源:团结报

(图6)身着三等祭服的官吏。

袁氏辞世至今的近百年问,为其著书立传者多为此典礼留下一笔“特写”。不过,这些“特写”尚存在着两个问题:其一,此前的相关论著描述袁氏祭天典礼的部分细节不够准确,尤其在袁氏的祭天礼仪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二,论者普遍认为袁氏祭天典礼是其复辟“帝制之先声”,更有甚者,将其说成是清廷祭天典礼的现代翻版。那么,袁氏祭天典礼的真相到底如何?它是不是“帝制之先声”?本文将运用新发掘的《暂行祭祀冠服制图》《祭祀冠服制》和《祭祀冠服图》等资料,细致梳理袁氏祭天典礼的来龙去脉,并辨析其与帝制复辟的关系。

1913年底,袁世凯向政治会议提交了祭天咨询案。政治会议很快做出了《祭天案审查报告书》,其大意说祭天典礼所体现的“报本返始”,是本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共同心理,它的存在决定着国家祭天的政治传统不应随时代改变而中断,但典制仪式却会因时因地制宜,尤其在民国建立后,不应与共和政体相抵触。1914年2月7日,袁世凯发布了《祀天定为通祭令》,将其授意下的《祭天案审查报告书》以国家法令的形式确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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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准备将复辟称帝制付诸行动,首先考虑的是当时的国际形势。1915年初,日本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使中国面临着灭顶之灾。袁世凯为之大惊,深感棘手。当时英、法、俄三国因欧战正酣,几乎无暇他顾。美国由于实力偏弱,难以牵制日本。在国际援助无望的情况下,袁世凯在极度痛苦中不得不倾其全力,忍辱负重,在对日妥协中将外交做到“错误甚少”。在这种险恶的国际局势下,很难说袁世凯敢为一己之私而图谋称帝。况且早有学者指出,“在当时的背景下,袁世凯根本不可能考虑自己的帝制野心”。

袁世凯举行祭天典礼,既是其权威的一次塑造和展演,也是对“袁家班”与各派政治力量的一次检测与考验,还是其重建“礼治”政治模式的一次试探。这一典礼无异于中国国家祭天传统的闭幕式。不过,它并没有为袁氏带来多少实际的政治利益,反而激起了人们对其图谋复辟帝制的质疑,刺激了民主观念在中国社会的进一步传播。

其二,礼制馆制定了《祀天通礼》。他们认为祭天之礼的实质在于崇敬,共和时代的祭礼不能完全复古,需要因时制宜。因此,大总统祀天仪礼的拟定“大抵断自唐代,下逮明清,斟酌取舍,唯从其简,至所删易各条,悉有依据,不敢凭臆妄作”。《祀天通礼》中所制定的祭礼与清代圜丘祭天之礼相比,既有变革,也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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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祭天典礼一经动议,就在新旧交织、破立并存的民初社会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间,除孔教会和部分清朝遗老不胜欢喜之外,无论是批判的武器,还是武器的批判,全都直指向了帝制复辟的图谋。无论袁氏祭天的初衷如何,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一典礼在向社会传播一种强烈的政治信号――大总统要变成“天子”。

一、酝酿与公告

如果再与相关文献史料相印证,则可使我们更加确信无疑。查阅1914年8月政事堂礼制馆颁布的《祭祀冠服制》及所附《祭祀冠服图》,可见到更加明确的文字佐证。

6时10余分,袁氏的礼舆抵坛内,至昭亨门外降舆。卫士及护从兵警均跟至昭亨门外停下。内务总长等人恭导袁氏由昭亨门左门人,至更衣幄。次诸护从随侍大总统,侍从官奉盥,奉悦巾。袁氏盥手后,司祀官以祝版进袁氏恭阅、署名。然后,大礼官恭请袁氏行礼。袁氏出幄,次内务总长等人恭导袁氏由外棂星左门人内棂星左门。人门后,袁氏率领文武百官依次在天坛台阶上站好。接下来,袁氏和文武百官在鸣赞官的指引下,按照燔柴、初献、亚献、终献、饮福受胙、撤馔与望燎的程式逐一行礼。礼成时,已是8时50分了。

在康、陈二人的带动下,“祀孔配天之议各省皆已众论”。其中广东教育会的谭少沅的献议尤为引人注目。他说:“总统虽无天子之名,而不能不行天子之义”,“祭天之事舍总统其谁与归?”此外,他还批评了“疑祭天为即奸雄盗据之符”的猜疑。孔教会如此不遗余力地为祀天配孔摇旗呐喊,意在借祭天之机抬高孔子地位,立孔教为国教,通过重构儒学来抵制西方文化的冲击。不过,内中也隐含了他们谋求成为民国新贵的功利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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